事实上，这部新规早已被业内所熟知，全称为《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GB28010-2011》的新规一度被媒体称为红木家具业的“新国标”。其中，对红木家具产品需保证“具有产品使用说明书、产品质量明示卡和产品合格证，否则禁止销售”的规定可谓严格。
然而，直到2013年9月1日，该标准的实施已逾7个月，记者调查后却发现，新规推行的成效并不大，“无证销售”的状况并未得到好转。
消极的市场态度与暧昧的利益关系，让这部意图为红木家具“正名”的新规寸步难行。
商家消极面对“明示卡”
9月1日，记者走访北京多家红木家具销售市场发现，新规实施情况并不如想象中乐观。商家对于产品使用说明书与产品合格证一般都能主动提供，但当提到红木家具产品质量明示卡时，却往往得不到干脆的回答。
在居然之家玉泉营店，记者看到大部分红木家具销售商看似符合规定地摆放了“明示牌”。然而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，“明示牌”与新规要求的“明示卡”还存在相当的差距。
在名牌红木家具“年年红”店内，每个红木家具上都摆放着一个牌子，对产品的产地、木材种类、生产日期、价格等作出了明确标识。但新规中要求“明示卡”应当标明的规格、适用范围、涂饰工艺、装饰工艺等诸多信息却丝毫没有提及。
对此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姜笑梅告诉记者，新规中的“明示卡”如同红木家具的“身份证”，要求至少注明产品执行标准、产品分类、产品适用范围等多组信息。如产品与明示卡标注信息不符，消费者可进行维权投诉。
记者在采访中发现，很多商家在被询问“明示卡”时，表示正在办理中或在厂家处。而在红星美凯龙岳各庄店，红木家具不仅没有相应的产品证件，有的连产品标签都没有，需要逐一向导购询问材质及价格信息。当被问及“明示卡”时，导购表示只能“随家具附送”。
而还有一部分商家为绕开新规，甚至跟消费者玩儿起了文字游戏。一位近日购买近十万元红木家具的消费者向记者透露，商家在推销时声称自己的产品是高档“越南黄花梨”。然而，购买后他发现，在备份合同中其成分仅标明为“花梨木”。据业内人士介绍，很多俗名相近或外观相似的红木，因属类、产地不同，价值差别也很大。一套非洲花梨木床与一套越南黄花梨的床价格相差近百倍。这让他不得不质疑商家有误导消费者之嫌。
“灰色利益”掣肘经销商
也许有消费者会质疑，提供一张小小的“明示卡”并不困难，为何红木商家却始终遮遮掩掩不愿公示?
对此，经销商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
“贴不贴无所谓，对生意没影响。”一位在居然之家经营超过3年的红木家具销售商对记者表示，“来买红木的一般都是行家，或者是有投资需求的个人，他们更相信自己的眼光。”
但有一些商家则表示，不提供“明示卡”的原因在于“明示卡”操作过程中的漏洞。
由于红木光树材就多达8类33种，而一些树种在色泽、纹理上非常接近，如果不是专业人士，很难正确判断，这也导致了商家有空子可钻。“一吨卢氏 黑黄檀行价在30万元以上，而同样一吨东非黑黄檀只要6000元的成本。如果‘明示卡’上只标注其共同的种类：黑酸枝木，则经销商并不算违规，而对消费者 来说，却容易被误导。”友联红木北京总经理潘海英告诉记者。
同样存在鱼目混珠现象的还有交趾黄檀与绒毛黄檀，前者每吨的价格是后者的10倍以上。商家在产品质量“明示卡”上往往只填写“红酸枝”，而把绒毛黄檀当作交趾黄檀卖，让消费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付出10倍的代价，而维权却很艰难。
这部分“灰色利益”已经成为了部分家具企业谋取利润的窍门。
此外，进货渠道的混杂也让经销商们对提供“明示卡”更加消极。
红星美凯龙“年年红家具富典系列旗舰店”总经理王国伟对记者表示，其实商家不愿出具“明示卡”不只出于利益的考虑，还出于对承担风险的恐惧。目前，国内红木家具货源鱼龙混杂。仅广东中山、福建仙游等地，就有上千家不同规模的红木家具厂家。而由于这些中小厂家的产品价格低廉、质量不一，往往不愿出具“明示卡”，使得从这些渠道进货的经销商为保证控制成本，也只能声称“明示卡在厂家处”。
新规漏洞待监管
“新规的出台虽然填补了我国红木家具行业没有国标的空白。但是，目前各个企业对新规理解的程度不同，也造成了新规执行难的现状。”姜笑梅说。
如果厂家按照新规的要求出具“明示卡”，相应的利润可能会受到影响。但如果“明示卡”信息不实，则有可能成为消费者维权的证据。在利益与规定面前，经销商“进退维谷”。
此外，执行“明示卡”的新规，需要在红木卖场、经销商、厂家三者之间达成共识。潘海英表示，早在去年10月，友联红木就联合业内同行加大新国标的宣传力度，并率先执行新国标，给产品出具“明示卡”，但直到现在，同行响应者仍然不多。
对此，中国家具协会红木专业分会主任招寿田认为，从专业角度分析，由于红木家具门类十分广泛，不同门类之间价格悬殊，仅通过“明示卡”想让消费者对产品一目了然并不现实。
但在姜笑梅看来，新国标的出台，对整个红木家具行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，对以往利用材料差别以次充好的现象给予了一定遏制，提高了厂家经销商的违规成本。他认为，除了行业本身需要提高对标准的认知和贯彻外，工商部门也要加大执法力度，进行督促和引导。